中国的互联网究竟意味着什么？
发布日期 :
2015-10-13
作者 :
互联网
来源 :
互联网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的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极端世俗的商业社会。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的时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到第二十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过去的1980年代，试图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蔓延，可是它很快被扑灭，年轻人拒绝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蕴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呼应，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互联网公司是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他们在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便成为了“中国首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 |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向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却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人在应用性迭代和对本国消费者的行为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在腾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种种的东西方消费差异，比如美国人愿意出钱买一首歌给自己听，可中国人则愿意出钱买歌给自己的朋友听，而根据2011年的一份对比报告，中国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国网民，他们更喜欢分享，更乐意购买虚拟类道具，对网购的热情也显然更大，到2014年，中国网购业务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超过美国四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长期封闭及懒惰，让互联网公司轻易地找到了在线支付和重建金融信用关系的突破口。
因此，无论从网民的绝对人数、活跃度还是制度性创新等指标上，中国都是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兴奋的商业市场。到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成就已超过了美国同行，北京或深圳是两个比硅谷更适合讨论互联网模式的城市。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的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这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奇特市场，不肯驯服的Google遭到了驱逐，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尽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却至今不得其而门入，而在中国内部，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相封杀与屏蔽，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事实。
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现代国家，政府掌控着近乎无限的资源，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盘旋在产业的上游并参与政策的制订。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因变革速度之快和资源的不确定性，政府和国有企业迄今没有找到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获取垄断利益的路径。互联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商业进步和社会空间开放，同时也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和遭遇更具技巧性的管制，这显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博弈正在进行，没有人猜得到它的结局。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极端世俗的商业社会。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的时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到第二十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过去的1980年代，试图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蔓延，可是它很快被扑灭，年轻人拒绝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蕴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呼应，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互联网公司是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他们在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便成为了“中国首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 |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向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却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人在应用性迭代和对本国消费者的行为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在腾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种种的东西方消费差异，比如美国人愿意出钱买一首歌给自己听，可中国人则愿意出钱买歌给自己的朋友听，而根据2011年的一份对比报告，中国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国网民，他们更喜欢分享，更乐意购买虚拟类道具，对网购的热情也显然更大，到2014年，中国网购业务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超过美国四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长期封闭及懒惰，让互联网公司轻易地找到了在线支付和重建金融信用关系的突破口。
因此，无论从网民的绝对人数、活跃度还是制度性创新等指标上，中国都是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兴奋的商业市场。到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成就已超过了美国同行，北京或深圳是两个比硅谷更适合讨论互联网模式的城市。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的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这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奇特市场，不肯驯服的Google遭到了驱逐，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尽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却至今不得其而门入，而在中国内部，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相封杀与屏蔽，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事实。
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现代国家，政府掌控着近乎无限的资源，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盘旋在产业的上游并参与政策的制订。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因变革速度之快和资源的不确定性，政府和国有企业迄今没有找到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获取垄断利益的路径。互联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商业进步和社会空间开放，同时也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和遭遇更具技巧性的管制，这显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博弈正在进行，没有人猜得到它的结局。